中国金融改革又写下历史性的一笔。
近日，三大AMC中国信达、中国长城、中国东方，以及证金公司、中国农再，五家中字头金融机构，几乎同步发布了股权划转“易主”公告。
具体而言，财政部将持有的中国信达约58%、中国长城73.53%、中国东方71.55%、中国农再55.9%股权无偿划转给中央汇金；同时，沪、深交易所等六家证金公司股东，也将66.7%的股权划转至中央汇金。
中国信达、中国长城、中国东方三家公司合并资产规模超3.2万亿，与中国华融一起，曾是资本市场上叱咤风云的“四大AMC”。
此前中国华融已划入中信集团并更名为“中信金融资产”。随着此次股权划转的完成，财政部将彻底退出四大AMC持股。而金融“国家队”中央汇金，阵容再度壮大。
过半金融央企的共同股东
截至2024年6月30日，中央汇金总资产规模达7.76万亿元，直接持有工行34.79%、农行40.14%、中行64.13%、建行57.14%的股份。
除全资子公司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外，中央汇金还持股国开行、中金公司、新华保险等19家金融机构，堪称金融“航母”。
随着此次股权划转的完成，2021年财政部发布的《中央金融企业名录》下的27家企业中，中央汇金将是其中14家的重要股东。其中，对三大AMC和中、建两大银行，以及光大集团、中国信保、中国再保、中国建投、银河金控持股比例超过50%。
中央汇金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成员由国务院任命，对国务院负责。中央汇金通过向持股机构派出专职董事方式，参与决策、落实股东权力。但“中央汇金公司不开展其他任何商业性经营活动，不干预其控股的国有重点金融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。”
以四大行为例，中央汇金的核心持股，来自其向四大行的注资。
中央汇金名称中的“汇”指外汇。2003年，四大行借助四大AMC剥离不良资产工作结束，补充资本金迫在眉睫。同年，中央汇金成立，利用国家外汇储备，向中行、建行分别注资225亿美元，使两家银行资本充足率迅速提升至10%以上，超过巴塞尔协议8%的安全线。随后，2005年向工行注资150亿美元，2008年向农行注资190亿美元。
但外汇储备是归属央行体系的资金。2007年9月，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财政部1.55万亿元（按当时的汇率为2000亿美元）特别国债计划，财政部向央行购买外汇储备，同时买回中央汇金公司股权，代表国务院出资，注入新成立的中投公司。
由此，国务院100%持股中投公司，中投公司100%持股中央汇金，中央汇金分别持股持牌金融机构——管办分离模式开启。这为中央汇金入主众多金融机构，成为过半金融央企股东，乃至被称为“金融国资委”，奠定了基础。
观察目前中央汇金董事会的构成，不难发现其银行业色彩浓厚。董事长张青松职业生涯起步于中行，他同时也担任母公司中投公司的董事长；副董事长刘加旺则出身农行，执行董事廖强虽先前在标普任职，但加入中央汇金后，也曾被派往中行担任董事。
汇金曾“抄底”四大行
中央汇金作为产权主体，派驻董事、参与决策是其权力，在市场低迷时候出手回购股份，其实也是应有的“义务”。
2023年10月11日，工、农、中、建四大行发布公告，中央汇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,分别增持工商银行A股2761.20万股、农业银行A股3727.22万股、中国银行A股2488.79万股、建设银行A股1838.00万股。
这是A股历史上中央汇金第七次增持四大行“托市”，上一次增持四大行还是在2015年8月——当年6月，那一轮“杠杆牛”在站上5178.9点后，闪崩。
2023年10月12日，A股跳升高开，站上3100点。但更为关键且影响深远的是，银行股开启一轮历史性的行情。
2024年全年，在31个申万一级行业里，银行板块年度涨幅46.67%，在所有行业中位列第一。
其中，工、农、中、建四大行股价均在2024年冲上历史新高。从全年涨幅来看，农行以54.74%的涨幅居首位，工行、中行、建行的涨幅亦分别高达52.39%、45.24%和42.43%。
实际上，农行正是2023年11月那次中央汇金增持四大行股票中增持股数和资金最多的一家。
如果按照2023年10月11日收盘价计算，当时中央汇金增持农行的3727.22万股，总金额约1.36亿元。截至2024年2月20日收盘，增持的这部分农行股票，市值已经达到1.96亿元。
一年多的时间，中央汇金就靠买入农行股票，“赚了”6000万元。
更为关键的是，在2023-2024年A股博弈情绪严重的情况下，体量巨大的银行股，承担了“维稳”的角色。不仅吸引了众多“散户”中小投资者，也让那些追求长期稳定股息收益、风险偏好较低但资金体量不小的机构投资者，纷纷将目光投向了银行股。
这样的市场风格在时下依然持续。几天前的2月17日，平安人寿斥资7.56亿港元增持工商银行H股(01398.HK)1.36亿股，持股比例上升至17.11%。
财政部为何曾是AMC大股东？
AMC是Asset Management Company（资产管理公司）的缩写，曾经的四大央企AMC——信达、长城、东方、华融，同样与四大行、与中国的银行业改革密切相关。
从1978年中国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分立开始，银行业在从行政体制迈向市场化的过程中，积累了大量难以回收的不良贷款。1998年、1999年，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经飙升至33%和41%。
与此同时，各种风险因素又接踵而来。
东南亚金融风暴凸显了金融体系的脆弱，中国加入WTO谈判艰难进行，金融开放承诺迫在眉睫。国内情况也颇为棘手，98洪灾、国企改制、住房改革和通货紧缩等问题交织，让化解不良贷款，打造健康的、市场化的银行体系成为当务之急。
一场“国家级的债务重组”由此开启。
思路直截了当：既然不良贷款回收无望，那就设立新的机构，直接从银行买走这些“不良资产”。
买家就是四大AMC。199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，“建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，负责处理银行原有的不良信贷资产，对银行新增贷款质量实行严格的责任制”。
同年，信达、华融、长城、东方四家 AMC 相继成立，分别对应建行、工行、农行、中行，以原价承接3730亿元、4077亿元、3458亿元、2674亿元不良贷款。
这就是四大AMC的登台时刻——一次性剥离四大行近1.4万亿的不良贷款，不良率直线下降10%。
钱从哪来？财政部以唯一股东的身份，分别向四大AMC注资100亿元——这就是后续四大AMC均为财政部直接控股的源头。
这样四大AMC就成了新的信用主体，中央财政为四大AMC提供担保，从央行获得6041亿元贷款。同时，四大AMC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及国开行发行债券，再融资8110亿元，“凑齐”购买四大行不良贷款的资金。
本质上，这是个万亿级的“国家杠杠”。杠杆发力，四大行不良资产悄然出表，成为四大AMC的债务。
2002年3月，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宣布，截至2001年末，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降至25.37%。紧接着，便是前面所说的外汇资金注资四大行，以及随之而来的国有大行IPO潮。
彻底告别全牌照影子银行模式
四大行轻装上阵，担子压在了四大AMC身上。
当时，大量的不良贷款来源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，是带着浓厚的行政色彩发放出去的。很多债务主体，一些经营不善的企业和单位，到了21世纪初，早已风雨飘摇，甚至关门歇业。
以华融为例，从1999年成立至2005年9月，处置不良资产2238亿元，回收现金455.2亿元，回收率20.34%，这还未计算回收成本。而且四大AMC本身就是负债成立的，还需要偿还央行、四大行、国开行的贷款。
于是在2005年前后，财政部开始允许四大AMC进行自负盈亏的商业化探索。
此后十多年的时间，基于自身处置不良金融机构近水楼台的“便利”和资产处置的“业务需求”，四大AMC逐步拥有了银行、证券、信托、基金、保险、小贷、金融租赁、期货等金融牌照，甚至成为市场上不多的“全牌照”金融控股集团。
如信达证券牌照源于2004年托管的汉唐证券、辽宁证券，华融证券前身为处置“德隆系”时拿下的德恒证券、恒信证券。
2010年代很长一段时间，四大AMC除了传统的不良资产处置业务，还依靠信用背书强、资金成本低、牌照齐全的“优势”，开展了大量的类信贷业务、通道业务、重组并购和上市项目，特别是规模不可小觑的房地产融资等“多元化”业务。
AMC并不在传统银行体系之内，监管空间相对独立，实际上成为了当时资本市场的“财神爷”，成为了能量巨大的“影子银行”。
但问题在这个过程中逐步积累。随着华融的出险，四大AMC回归主业，出售牌照，强化监管，成为大势所趋。
“四大AMC”时代，也走入了历史，最终落幕：2020年，中央汇金系的银河资产成为了第五家持有全国性AMC牌照的公司。2022年，中国华融划归中信集团管理，2024年正式更名为中信金融资产。江湖不再有华融。
此次，随着信达、长城、东方加入中央汇金的大家庭，更是对原有“影子银行”业务模式的彻底告别。特别是在回归“AMC主业”的大方向下，原先各自为战、甚至曾彼此激烈竞争的这三家AMC，或许要更多去谈谈彼此的“协同”了。
从承接经济转型的时代性坏账，到壮大为混业金融巨擘，再至剥离“全牌照”，收缩“战线”回归不良资产本源。四大AMC这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数次变身，实际上是经济转型期各类矛盾与机遇相互交织的缩影。
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深水区的当下，关乎金融市场稳定的不良资产处置工作依旧关键，不良资产行业作为金融“外科医生”，依然任重道远。
四大AMC的时代虽然落幕，但五家全国AMC、60余家地方AMC格局已经成型。特别是随着信达、长城、东方三家大股东易主，监管链条更加稳健，中国不良资产市场的又一次升级变革，值得期待。
来源:棱镜观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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